抄書

在二十世紀的九十年代中期，一度，我以為自己是一個很「酷」的台灣人。我有機會去印度旅行，閱讀本雅明和馬奎玆，懂得如何喝鐵觀音，也會寫書法。我的人生旅途上，不斷遇見陌生的人們，看見陌生的景色，而我一點也不畏懼。我只是充滿激情地向外張開我的雙臂，等著擁抱世界給我的考驗與驚喜。我是一位全程緊盯窗外飛馳畫面的旅客，當列車快速疾馳，沿途的每道光影，每種氣味、每處景色，都隨著迎面而來的勁風吹入我皮膚的每個細胞，漲滿它們，撐破它們。我是自由的。每個旅客都是一個自由的人。

自由，你會以為我要用這個字眼來形容後來的台灣社會。而我卻不是要尋找這個字眼。複雜，是我真正要使用的字眼。是的，我之所以能覺得有點「酷」的原因，是因為我的社會容許我有一點迷人的複雜性。我不是一個單純面向的人。我擁有多重身分。如諾貝爾獎得主的印裔經濟學家阿瑪提亞‧沈恩（Amartya Sen）所說，「一個人可以同時是義大利人，女人，女性主義者，素食者，小說家，經濟保守主義，爵士樂迷，和倫敦居民。」身分如陽光下的三稜鏡，隨著鏡面的轉動，將會反射岀不同的光芒，端賴光線從哪個角度折射。我是我以為的自己，也是別人以為的自已；不是自己看見的自己，也不是別人看見的自己。

因為複雜，所以精采，花樣，深沉，所以出乎意表。所以酷。我只要專心去活，生命本身就是我存在的目的。我以為，這種豐富的複雜性正是痛苦經過工業污染的台灣社會一直等待的，是我的父母犧牲了他們整代人的優雅，執意要送給我這一代人的禮物：一種真正的現代性。

現代性的孩子繼承了一個被徹底瓦解的世界。上一代負責挑戰威權，發動、又反對戰爭，搞性革命，拆遷語言，毀壞傳統，打垮道德。等到我們出生時，這個世界已是不可信賴，混亂無序，無法一眼辨讀了。懷疑是正常的精神狀態，「顛覆」是重複朗誦到幾近濫用的字眼；我們不要依賴、不能相信、不想崇拜，因為四周只剩扯掉虛偽外表的政治語言和人類不復刻意掩飾的赤裸慾望。我們活在一個電子化的人造幻境，當影像、聲音、味道都已是堪可操弄的物品，誰會相信自己易騙的感官所接受到的任何訊息。一旦你讀過了傅柯、德希達、本雅明、米蘭‧昆德拉、夏目漱石、張愛玲，你就回不去那個純真的年代。那個真理品種非常單一的年代。

什麼是真理？就是正確答案。可以練習詮釋、試圖分析、努力理解，但不能祈求一個完美的終極解答。因為，一是，人類經驗告訴我們，沒有答案永遠正確無誤；再者，我們所面對的世界已經複雜到無法用一個正確答案就教所有人滿足而快樂。世界禁得起剖析，禁不起膜拜。真理，是傳說中的一隻獨角獸，你能用你全部的浪漫與理想去相信它的存在；但，世故的孩子不再浪費平安夜去等待聖誕老公公的出現。他並不是不相信真理，而是他也準備好相信世界存有一種以上不同的真理，或，根本沒有真理。

現代性的孩子資訊焦慮，自以為見多識廣，必然難以輕易將自己拋出去，他總是先觀察，監測，再決定是否信任。現代性不容許一個人毫不保留地相信，因為主觀的情感判斷隨時會遭到背叛。現代社會機制已過度繁雜精密，無法僅靠人與人之間的信任來運作。在一個鄉民社會裡，人人都大同小異，長久居住當地，很少遷移，彼此相知相惜，分享同一價值，遵守同一份道德默契。一切都純淨，和諧，安寧，穩定，腳踏實地。人們由社區族群定義自我，被動地參與世界。德國社會學家滕尼斯將如此鄉民社會定義為禮俗社會，而把現代世界中形成的市民社會稱為法理社會。法理社會裡，群體維繫靠一紙契約，不是美德，不是歲月沉澱的默契，不是彼此的良心，不是賺人熱淚的浪漫口號。例如紐約大都會，混雜了各色人種文化及不同歷史時期遷入的社群，人們群居一塊兒，並不是因為有一只邪惡的魔戒需要大家同心協力去找出來並消滅它之類的共同任務，而是因為慾望，因為選擇，因為隨機碰撞；個體與個體之間不純然擁有共識，結合的基礎乃是最普世的價值觀，譬如人權，譬如平等。每個人容許以自身為目的，由自己生命來定義自己，如社會學家丹尼爾‧貝爾（Daniel Bell）的著名句子，「我是我，我從自身出發，藉由選擇與行動，我塑造自己。」個人的生命狀態不全然與社群生活有關，每個小宇宙都有他自己選擇信仰的真理……

摘自胡晴舫的《我這一代人》。

今早在地鐵讀這篇勁文，整個車程剛好讀畢整篇，它雖然談的是台灣，但裡面有太多東西值得大家借鏡、反思。

全文非常長，我摘錄的是頁二，還有其他更厲害的剖析，她把現代人無以名狀的狀態表達得如此清晰，全文可在博客來讀到，連結在此，有時真的要謝謝網絡的慷慨！